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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國•汶化•華文祭：2005 年華文文化研究會議 2005 年 1 月 8-9 日台灣新竹，交通大學旅行，所為何事？──後現代／後殖民文化論述中的旅行隱喻（會議論文，請勿引用）陳燕遐香港城市大學 LSCHANYH@CITYU.EDU.HK ․旅行隱喻旅行並不是二十世紀的新鮮事物，自古以來人類便因為生活所需，或者種種政治、社會以至個人原因，作大、小規模的旅行，在中西文化裏我們都可以找到源遠流長的旅行歷史與書寫，它不僅表現為外在地理意義上的跋涉，也指涉內在心理與精神上的求索，而且一直是中外文學的一個主要母題。現實生活裏，「旅行」一詞的含義也許比較狹窄，尤其今日的消費社會，在商人與媒體的合力炒作之下，它總與消費與休閒連在一起，可是在學術討論裏，它所指涉的卻非常廣泛，由宗教上的朝聖旅程或傳教之旅，政治上如二次大戰期間逃避納粹迫害到處流徙的猶太人，和流亡各地的政治難民，經濟上如早年移民東南亞、近年移居北美的華人，以至人口販賣，外地勞工，到自然科學、地理學、人類學的田野調查，科學探險，以至個人留學進修、渡假消閒，甚至後現代的虛擬旅遊，都曾歸入「旅行」此概念下被詳細審視，論者尤感興趣的，是這些大小規模的人口流動或虛擬流動帶來的文化交流、衝突、滲透與改變，並其中展現的複雜的權力與道德問題，以及最為人關注的自我建構與他者想像。在晚近的文化實踐中，流徙漸漸由消極負面的情緒轉向一種積極的文化政治，克利佛德（James Clifford）即對「境外散居」（diaspora）作了很正面的評價，認為境這些經驗對國族主義與資本主義深具批判潛力。1 1 James Clifford, “Diasporas,”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1- 去國•汶化•華文祭：2005 年華文文化研究會議 2005 年 1 月 8-9 日台灣新竹，交通大學相對於境外散居而言，游牧（nomad）似乎更機動，更能挑戰權力建制，因而也更受論者歡迎，德塞圖（Michele de Certeau）、德勒茲（Gilles Deleuze）和郭特里（Félix Guattari）皆是其中把游牧經驗理論化的佼佼者。然而，一如境外散居批判位置的險峻，游牧隱喻亦容易滑入知識分子自我卑微化、卻同時又有抹平歷史與社會差異之陷阱中，因此正如論者指出，我們必須同時審視理論生產中批評家的所在與處境。本論文將審視「游牧」這一機動的隱喻，在後現代／後殖民文化論述中引起的無限想像，並它在香港處境底下可能誘發的文化意蘊與政治效用，以及這些想像的歷史性與限制。 ․游牧：後結構去疆界政治晚近學術界對地理概念傾注前所未有的熱情，原因之一，是後結構主義對權力的分佈消長非常關注，而對空間的操控正是權力的具體體現，因此中心與邊緣、疆界、場域、地圖學等紛紛成為論述權力的熱門切入點，批判力量的泉源亦已由穩定的中心移向游離不定的邊緣地帶，游牧政治更成為理論界的新寵。方興未艾的移民或境外散居論述雖然已偏離一個中心，然而它們的活力仍然建基於家與離家的辯證關係上；可是在游牧論述裏，所謂「家」卻永恆在移動，沒有固定疆界可以讓意義與身分安然落地，居無定所是游牧經驗的常態。這恆常流動沒有疆界的隱喻甚受後現代理論家歡迎，被視為最能挑戰依賴固定疆界與明確規範的權力建制。德塞圖的《日常生活實踐》（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一書就對游牧隱喻情有獨鍾，視它為抗衡現代資本主義城市生活的有力武器。2對他來說，權力是領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44-277. 2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2- 去國•汶化•華文祭：2005 年華文文化研究會議 2005 年 1 月 8-9 日台灣新竹，交通大學地與疆界的劃定，強者依賴固定的版圖規劃與鞏固權力；相反，弱勢者則以游移的腳步挑戰都市空間的疆界劃定。都市地圖規劃出工整的區域、街道，可是行人的腳蹤卻是不規律的，總在東拐西鑽尋找捷徑，以其懷疑、試驗、僭越的腳步走出都市的多重空間。如果都市的地圖是完整的，行人的空間故事則是以偏代全（synecdoche）、連詞省略（asyndeton）的，一方面他們可能被迫遵循既定軌跡，一方面又千方百計突破物質困境，挪用都市空間。這種沒有固定軌跡與定點的游牧生存藝術，德塞圖認為正是普羅市民抵抗城市紀律機制的日常生活策略。德塞圖把城市的行人視為游牧英雄，可是把游牧策略進一步理論化的是德勒茲和郭特里，在他們力促以另類身分與居住方式擺脫主流社會實踐制肘的討論中，也倡議以游牧對抗資本主義固定的商品化關係。 3 他們稱游牧科學（nomad science）為「戰爭機器」（war machine），以相對於講求秩序與紀律的國家機器。國家以精細的人口分工以及空間管理維持有效管治，致力把各種流動控制於掌握之內，因此在這個層面而言，國家是游牧的敵人，德勒茲與郭特里以游牧比喻各種不受規範的力量，包括革命、游擊戰、動亂，以及一切拒絕國家監管的活動。游牧以及另外兩個隱喻──根狀莖（rhizome）與精神分裂症患者（schizo），都是德勒茲與郭特里心目中對抗現代監管封閉空間的主要意象，在其合著中，他們常常以去疆界（deterritorialization）說明這些意象所誘發的移置想像，而游牧民族傳統的家──沙漠，也成為他們常常引用的另一個意象，象徵未發展的邊緣空間，一個「第三世界」 4移民與吉卜賽也同歸於游牧隱喻之下。5儘管歐洲吉，卜賽人與第三世界移民在時空與歷史文化上存在重大差異，然而德勒茲與郭特里卻通過普遍化的移置美學，把它們置於相同的理論空間之下，正如卡柏蘭（Caren 3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Nomadology: The War Machine, trans. Brain Massumi (New York: Semiotext(e), 1986);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Brai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trans. Dana Pola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18. 5 4 同上，19。 -3- 去國•汶化•華文祭：2005 年華文文化研究會議 2005 年 1 月 8-9 日台灣新竹，交通大學 Kaplan）所言：「第三世界不過作為歐洲反抗策略的隱喻性邊緣地區而存在，是一個想像的空間，更甚於一個理論生產的所在地。」6這種視第三世界為歐洲的理想他者的觀點，我們應該不會感到陌生，在歐美現代主義者身上，我們已經見過這種因不滿身處地區資本主義的過度發展，紛紛轉向第三世界尋找理想烏托邦的舉措，德勒茲與郭特里不過繼承這傳統而已。7 他們二人的學說在歐美後結構、後現代主義者中引起了熱烈的討論、轉化與吸收，尤其他們所倡議的「成為弱勢」（becoming minor），似乎不但為白人的罪咎找到救贖，也一下子拉近了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的距離。然而，「成為弱勢」雖然顯示他們對在世界權力地圖上，自身優越地位的自覺，並企圖認同無權勢者的努力，論者卻指出，它「只對那些位處中心的強者有意義，可它卻被說成是『我們所有人』必要做的事。」8事實上不少人都對這種去歷史的普遍化表示懷疑與憂慮，洪宜安（Ien Ang）認為游牧隱喻「往往把我們之間的歷史與社會差異抹平了，好像『我們』所有人都已經以基本相同的方式在這後現代宇宙中旅行，唯一不同的不過是行程。」9克瑞士威爾（Tim Cresswell）則直言後現代游牧隱喻所指涉的是廣闊的歷史，可是卻幾乎沒有人關注這些構成不同移動的具體歷史條件。10吳爾芙（Janet Wolff）更直截指出「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地、平等地流動這看法本身只是一種欺騙，因為並非人人都擁有通向公路的門徑。」11無論實際地 6 Caren Kaplan, The Questions of Travel: Postmodern Discourses of Displacement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88. 另外兩個例子是Roland Barthes與Julia Kristeva 參Barthes, Empire of Signs, trans. Richard Howard ， (1970; London: Cape, 1982); Kristeva, About Chinese Women, trans. Anita Barrows (1977; New York; London: M. Boyars 1986). 8 9 7 同上。 Ien Ang,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Postmodern Ethnicity and the Politics of Diaspora,” New Formations 24 (Winter, 1994): 4. Tim Cresswell, “Imagining the Nomad: Mobility and the Postmodern Primitive,” Space and Social Theory: Interpreting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eds. Georges Benko and Ulf Strohmayer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 Ltd., 1997) 378. 11 10 Janet Wolff, “On the Road Again: Metaphors of Travel in Cultural Criticism,” Cultural Studies 7/2 (May 1993): 253. -4- 去國•汶化•華文祭：2005 年華文文化研究會議 2005 年 1 月 8-9 日台灣新竹，交通大學理上的旅行，抑或後現代論述中的旅行隱喻，都有強烈的性別傾向，女人往往被拒諸門外。因此，游牧隱喻不但把他者浪漫化，也把真正生活在邊緣的族群的經驗吸收為學術理論服務，而他們的真實處境卻沒有獲得真正的關注。歐美學院裏的後現代批評家利用游牧隱喻挑戰疆化的學科分類、典範限制以至學術權威，在游牧經驗裏找到抗衡標舉純正、穩定、發展等強制性思維的解放力量，找到逃避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壓迫的缺口，然而，理論化了的游牧主義卻同時承襲了理論抽象與普遍化的缺點，這是為什麼部分論者呼籲必須仔細審視這些空間隱喻的歷史，把各種遷移與活動放回特定的社會脈絡中理解， 12 並認為若要避免產生新殖民主義，必須同時審視理論生產中批評家的所在與處境。13 當代激進理論的矛頭直指權力分佈，在檢視既定的權力分佈地圖時，批評家的位置的確非常關鍵，甚至關係到挑戰的合法性及有效性。史碧華克（Gayatri Spivak）在〈從屬階級能否發言？〉（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一文中就質疑歐美後結構理論在強調欲望與權力政治的多元性質時，卻逃避分析理論家本身在思想與經濟歷史上的轇轕牽纏她特別提到德勒茲與郭特里的理論指出他們的，，「成為弱勢」以及激進的去疆界理論一方面活潑了受壓迫者的具體經驗，一方面卻對批評家的歷史角色缺乏批判觸覺，無法反省自己所佔據的權力位置，以致弱勢論述成為有能力自由流動的知識分子的論述場域，而本來就生活在弱勢空間的人卻被拒諸門外。14 如Neil Smith與Cindi Katz便指出在後現代社會裏所有事物都被質疑顛覆，唯獨簡單的地理概念卻可以獨善其身，他們認為必須同時詳細審視當代社會理論中的地理隱喻。參 “Grounding Metaphor: Towards a Spatialized Politics,” Place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eds. Michael Keith and Steve Pile (London: Routledge, 1993) 67-83; Tim Cresswell也指出對流動長久以來的非脈絡化必須被糾正過來，參 “Imagining the Nomad: Mobility and the Postmodern Primitive,” 379. 13 14 12 Caren Kaplan, The Questions of Travel, 96.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s.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275. -5- 去國•汶化•華文祭：2005 年華文文化研究會議 2005 年 1 月 8-9 日台灣新竹，交通大學對這種自我批評位置的自覺使部分批評家在談到弱勢社群時態度比較謹慎，傾向一種比較綜合與多層次的分析，注意歷史條件與社會時空對生存狀況以至論述生成的制約，不輕易取代他者的發言位置，更不願意重覆把他者浪漫化的舊路。 ․在家的遊者游牧理論在香港很容易找到市場，尤其香港經過八、九十年代的政權轉移過渡、文化身分探索、本土歷史追尋等熱潮，知識分子普遍對國族與權力論述有更切身的體會與醒覺，對中心與邊緣的權力關係有更深刻的反省，因此學術上更傾向懷疑與挑戰建制與權力核心的游牧理論。這方面用力最深的，當推集學者、詩人與文化評論家一身的也斯。15 近年也斯對「游離」一詞情有獨鍾，他的一本詩集即名為《游離的詩》。他在後記中談到書名的由來：最先想叫《無家的詩》、後來想叫《離家的詩》，但都好像說得不是太強就是太弱，不是太虛就是太實了，而且太容易帶來過份黏附於現況的聯想。周蕾剛好回港，提議《游離的詩》這書名。我覺得很好。16 所謂「游離」，其實也包括了「無家」和「離家」兩個層次，只是「游離」更多了一分不確定性和流動性，其中一個好處，大概就是不會讓人過份比附現況，可以為創作保留更豐富的指涉能力，也讓讀者有多的想像空間。事實上他近年的創作似乎都在圍繞「家」與「旅行」兩個主題，換句話說，也就是都在寫「家」與 15 他的詩集一般都用他的本名梁秉鈞，小說與文化評論則用筆名也斯，為行文方便，本論文統一用他的筆名。梁秉鈞：〈後記：書寫游離〉《游離的詩》，（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頁 141。 -6- 16 去國•汶化•華文祭：2005 年華文文化研究會議 2005 年 1 月 8-9 日台灣新竹，交通大學「離家」，因此「游離」可以說涵蓋了他近年的創作。17 然而，也斯在香港文壇最先為人熟悉的，並不是流動的游離，反而是他作品裡強烈的「在地」感，是公認具有強烈本土意識的作家。也斯是六、七十年代在香港本土成長起來的作家，而該時期又普遍被認為是香港本土文化以及香港文學主體性逐漸成形與確立的時期，社會學家從香港社會經濟著眼分析，認為六十年代香港經濟起飛，社會發展迅速，漸漸富裕的社會使香港人建立起自豪感，漸漸產生一種與他人（如大陸人）參照的本土意識。18就文學的層面而言，論者大多亦認為香港文學的主體性在六、七十年代中、後期逐漸形成，指出「這是年輕一代成長茁壯、作家南來暫住變成長期定居的結果。」19而在眾多被視為本土意識強烈的作家中，也斯尋且被認為「毫無疑問是七十年代初最具本土意識的戰後詩人」20，不但作品具體描寫了香港的景致和日常經驗，而且在他擔任文學刊物編輯時，積極推動表現香港意識的詩作風氣，並撰寫評論，肯定這些作品的本土性，強調它們與香港過去和當時中台詩歌的差異。21事實上，他在一篇原為《十人詩選》所寫的序文中，便嘗試從不同角度分析這包括他自己在內，在後期《中國學生周報》上出現的一群詩人的作品，卻都不約而同的強調，他們作品中的生活感以及對香港的感情，文中一開首就引一次座談會上有人提出的一種說法，認為這群詩人的詩「寫得比較生活化，有香港地方色彩，跟當時臺灣或大陸的詩作有顯余君偉在一篇評論中也指出「家」「遊」「行囊」是貫穿也斯不少作品中的母題，並且認為、、他擅於寫「離家」甚於「在家」。參余君偉：〈家、遊、行囊──讀也斯的游離詩文〉《中外文學》，第二十八卷，第十期（2000 年 3 月）：222-248。 18 17 如呂大樂即持這樣的觀點，參呂大樂：《唔該，埋單！──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香港：閒人行，1997）。鄭樹森：〈遺忘的歷史．歷史的遺忘〉《追跡香港文學》，（香港：牛津，1998），頁 9。另繼持也持相同的看法，並且把香港文學主體意識的喚起，推前至五十年代，參黃繼持：〈香港文學主體性的發展〉《追跡香港文學》，（香港：牛津，1998），頁 91-102。羅貴祥：〈經驗與概念的矛盾──七十年代香港詩的生活化與本土性問題〉《中外文學》第二，十八卷，第十期（2000 年 3 月）：135。 21 20 19 同上。 -7- 去國•汶化•華文祭：2005 年華文文化研究會議 2005 年 1 月 8-9 日台灣新竹，交通大學著不同的取向。」22話雖不出自也斯，然而於文首就引用，大概也是他深表同意的看法。這篇題為〈抗衡與抒情──後期周報幾位香港詩人的聲音〉的文章，力圖說明的就是這十位同代的詩人如何努力「抗衡」前人的影子與習見的傷感、煽情、誇張的表達手法，努力突破種種既定的框限，寫出「現代人真實的感受」。因此他認為李國威的抒情詩之所以動人，「是因為他避開了許多抒情的濫調，切實從現代人真實的感受出發，拋開了種種陳言俗語。」23 而葉輝有些詩，「正如他的散文一樣充滿香港生活的味道」24，更不用說以擅寫卑微小人物的掙扎見稱的鄧阿藍，詩歌更是「以口語化的文字、民歌般的節奏、新鮮而切實的對現實的刻畫，令大家一新耳目。」25也斯力圖說明的是，當下的現代都市生活需要以不同的表達手法為載體，從真實的生活經驗出發，放棄空洞貧血與高蹈的概念，「不規避尷尬或是軟弱，不規避那些人家認為不適宜放進詩裡的東西」26，詩也可以這樣寫的：我要吸盡炭氣吃盡痰涎好讓 B 仔、蝦女和妹妹張大口兒唱唱歌。27 也斯七十年代發表了不少有關現代詩的議論，特別反覆提到現代詩人究竟可以怎樣把經驗寫進詩裡。他認為「現代人仍可以寫一種表達現代人感情的詩。從也斯：〈抗衡與抒情──後期周報幾位香港詩人的聲音〉《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香港：青文書屋，1996），頁 38。 23 24 25 26 27 22 同上，頁 39。同上，頁 41。同上。也斯：〈詩可以這樣〉《書與城市》，（香港：香江出版社，1985），頁 88。禾迪：〈未題〉，轉引自也斯：〈空氣本是清新的〉《書與城市》，，頁 93。 -8- 去國•汶化•華文祭：2005 年華文文化研究會議 2005 年 1 月 8-9 日台灣新竹，交通大學最表面的一面看，現代人可以寫這個冰箱、電視機、電影、電腦世界，較深入的看，則是可以寫置身於一個嶄新的世界的感受。」「甚至可以寫一關於股票市場的詩」28，甚至繫鞋帶、找一個公文袋、閱報看瑣碎的新聞、看電影、填表格、等電梯、配鎖匙、按電掣等等現代生活都可以入詩，他這樣強調，是希望寫詩的人可以闖出舊觀念的區限，不但作一種文學上的革新，也是做人的觀念的更新，以致可以好好正視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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