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社会阶层化之探讨（台湾版） (pdf document) free file download at fliiby.com

"中國大陸後共產黨社會階層化機制之探討王明輝* 摘要中國大陸原為實施社會主義的共產國家，七○年代末期開始進行改革開放政策，部份引進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逐漸步入所謂的後共產黨社會。由於後共產黨社會下，政經出現嚴重矛盾，使得其社會發展模式變得甚為複雜，而難以從形式制度，或者表面上的法律規約，以掌握社會的整體形態；甚且，這種矛盾性質，也使得社會階層化的機制變得更為多元，加之各元因素與相互之作用力評估不易，而顯得曲折難辨。因此，本文擬從社會階層化機制的角度，以探討中國大陸改革前後的社會變遷，並藉以評估其未來可能的動態發展。為了瞭解中國大陸現階段社會階層化進行的情況，本文首先對其改革前，即在中國大陸未步入後共產黨社會時，既有存在的社會階層化背景為何，進行一綜合性的描述。分析的項目包括：改革前的制度化設計、改革前的階層區分，以及改革前階層區分的社會效應等重點上。其次，本文分別從農村集體勞動制的瓦解、鄉鎮工業化與鄉鎮企業、國有企業改革、開放外資與世界經濟接軌，以及私有企業的合法化等體制上的變革，以探討社會中漸被釋放開來或形成的社會力量，以及這些社會力如何的相互關聯。最後，再進一步分析上述各股的社會力量，可能形成的新的社會階層化機制為何；同時，也對其未來的社會結構內涵與社會變遷方向，作進一步的評估與詮釋。關鍵詞：中國大陸、後共產黨社會、社會階層化、社會變遷 * 國立澎湖技術學院航運管理系副教授，mhwang@npit.edu.tw。中國大陸後共產黨社會階層化機制之探討一、前言階級或階層化的研究，是社會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透過階級或階層化的研究，可以瞭解一社會的人群組合、關係形態與社會結構；從動態的過程中，也可掌握一社會的權力運作模式、社會秩序建立與社會變遷方式。因此無怪乎，自古典社會學家以降，階級或階層化研究，始終被視為是社會研究的重要課題，同時也是瞭解一社會之結構與變遷的主要入手點。近年來，中國大陸由於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在原有的社會主義體制下，引進了資本主義式的生產模式與分配原理，導致社會內部產生劇烈的變化。這種變化即如上所描述的，無論在靜態的人群組合、關係形態與社會結構上，或者在動態的權力運作模式、社會秩序建立與社會變遷上，皆可找到其表徵與效應。因此，若想要瞭解改革後中國大陸步上後共產主義社會的社會形態，藉由社會階層化的角度入手，不失為一個適當、有效的策略。藉由社會階層化的角度以探討社會變遷的課題，除上述有理論上的理由外，面對現階段變遷中的中國大陸，更將另有一番的特殊意義。首先，中國大陸原為實施社會主義的共產國家，七十年代末期，開始進行改革開放政策，部份引進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逐漸步入所謂的後共產主義社會。在後共產主義社會底下的最大特質，即在經濟上已進行資本主義式的改革，但在政治上，卻僅止於政治體制的改革，而不願進一步的政治民主化(姜新立，1999：2)。由於這種政經矛盾，將使得社會發展的模式變得更加複雜，這種複雜的情況，往往也是難以從形式制度，或者表面上的法律規約，就得以掌握社會的整體形態。同樣地，這種矛盾性質，也使得社會階層化的機制變得更為多元，且因各元因素與相互之作用力評估不易，而顯得曲折難辨。因此，若能對此一複雜性，進行有系統的梳理，將有助於釐清現階段中國大陸社會發展圖像。其次，中國大陸步入後共產主義社會，若自其實施改革開放後起算，至今已有二十來年。但二十幾年來的後共產主義社會實驗，會發展成何種社會形態，至今恐怕還很難論斷，因為這場實驗仍持續在進行中，而且穩態的社會支架並未發展完全。此時，若從社會階層化的角度入手，探知現階段社會所生成各種社會力與群體結構的情況，則對中國大陸未來社會發展的可能路徑，將會有更深入的掌握。另外，中國大陸走向後共產主義社會的道路，其所牽涉的層面，除了有制度轉變的問題，也受到中國社會本有條件影響的問題。制度轉變的問題，或許從其他社會社會的經驗中可以得到參考，但屬於中國社會特有條件的影響因素，則必須回到中國本土身上找答案。因此，若中國社會確有其特殊性，則可斷言中國大陸後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模式，不僅不同於前蘇聯與東歐共產國家，直接由社會主義體制轉換為資本主義社會體制的模式；也異於開發中國家，直接透過高度依賴資本主義國家來成長的模式。最後，從理論上的建構與反省而言，學界一方面致力於從經驗世界中，建構得以解釋人類社會與行為的普遍性理論；另一方面，也希冀透過已建構之理論，來解釋複雜的經驗世界現象。中國大陸後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情況，由上述各層面看來，是一極具豐富又複雜的社會型態。因此，透過對於此一社會的深入頗析，其可能得到在理論上的重新建構與反省，以及對於此一複雜社會的瞭解，將會有更多豐碩的啟發與收穫。如上所述，透過社會階層化的角度，以探討中國大陸後共產主義的社會變遷，確實意義匪淺。但如何使用社會階層化的概念、理論及觀點，以應用於所探討的經驗對象，可能也是重要的關鍵。因為不同的概念、理論及觀點的使用，往往會產生各自不同的詮釋。當然，這部份的問題，已屬於知識論及方法論層次的問題，非本文所擬處理的重點。故本文在有關概念、理論及觀點的使用上，儘量採用一般已成定論之論述為原則，並且扣緊中國大陸社會脈絡為論述的基本背景，以探討本文所處理的課題。於是，本文探討的研究架構如下：首先，為了瞭解現階段社會階層化進行的情況，有必要先說明在改革前，即在中國大陸未步入後共產主義社會時，既有存在的社會階層化背景為何。其次，針對改革開放以後，探討社會中那些社會力漸被釋放開來或形成，以及這些社會力如何的相互關聯；接下來再進一步分析，上述的各股社會力量可能形成的社會階層化機制為何；最後，則對這種可能形成的社會階層化機制，所對應的社會結構內涵與社會變遷方向，作進一步的評估與詮釋。二、改革前的社會階層化背景中共在 1949 年正式於中國大陸建國後，隨即展開了一場共產主義的社會實踐。經三十年的試驗之後，才在第二代接班人鄧小平的改革政策下，將整個社會帶入後共產主義社會的實驗階段。三十年來的共產革命試驗，對中國大陸建構了一特殊的社會形態。這個社會形態雖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經上層領導者做某種幅度的調整，但無論其調整的方向有多大，從歷史的脈絡來看，總還是有一些軌跡可尋。亦即，現階段中國大陸後共產社會的社會內涵，基本上仍是前一階段社會的延續，前一階段的種種社會沉澱，無論是否被加以調整，都仍持續對現階段社會的內涵產生影響。因此，擬探討現階段中國大陸社會階層化的內涵，首先要釐清前一階段是何社會背景，然後才可看出其發生轉變的過程，及此一過程的意涵。是故，在本文的這部份，將擬探討底下三個問題，以作為進一步探討現階段中國大陸社會階層化的背景。他們分別是：改革前，中共採取何種制度化設計，以建構社會階層化的機制？這樣的制度化設計，造成了何種的階層區分與結構？這樣的階級區分與結構，對當時的社會產生了何種社會效應？ (一)改革前的制度化設計社會階層化實質上是探討社會不平等的問題。而社會不平等的產生，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體質的或自然的不平等；另一類是社會的、人為的不平等。社會階層化談論的，主要是後者(張德勝，1986：264)。然而，何以會出現社會的、人為的不平等，這正是社會學研究的重點，但看法仍頗為分歧。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社會不平等代表社會中有限的資源，不平均地分配於各個不同的個人或團體，並且這種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又將導致更進一步不平衡的社會關係與權力關係。由此可見，社會階層化所關懷的重點，至少可包括三個方面：第一是那些重要的社會資源被不均的分配，將會導致社會的不平等；第二是這些社會資源何以被分配不均；第三是這種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的現象，如何進一步造成社會關係與權力關係的失衡。過去古典社會學家如馬克思(Karl Marx)的二元化 (dichotomous model)階級理論、韋伯(Max Weber)的三元分析路，或者近年來流行的社會經濟地位量度法(佘雲楚，1994；李健正、陳錦華，1994；Hsiao，1993)，無不環繞在上述三個研究重點，對不同的社會進行階層化的分析。面對中國大陸改革前的社會階層化分析，既然在不同的社會條件底下，會有各自特殊的模式出現，在此先不擬從既有的理論為論述的架構，而是回歸到上述社會階層化的原始問題上，並從中國大陸社會本身來找答案。若依前述社會階層化的關懷重點，置於中國大陸改革前的社會形態下，則有關改革前的中國大陸階層化課題，將可演繹為三個問題：第一、改革前，中國大陸那些重要的社會資源被不平均的分配，並因而導致社會不平等(或階層化)的現象。第二、這種社會不平等(或階層化)的現象，在改革前是如何產生的。第三、已形成的社會不平等(或階層化)現象，產生了什麼樣的社會效應。首先，就第一個問題而言，如張德勝(1986：264)所言，「必須有一些大家都希望得到的東西，由於某些人多得，其他人少得；或者某些人得到，其他人得不到，以致有了一種相對地被剝奪的感覺，這樣才會產生不平等」。如果說滿足人類基本需求的事物，基本上並沒有多大的差異，那麼這些「大家都希望得到的東西」，應該在普遍社會中，都會具有共同性。實際上，前文所指出的各種社會階層化理論，都是基於人類社會有共同需求為前提1。因此，中國大陸改革前，那當然，這並不排除各個社會也存在著特殊性，因為有些社會可能比較重視經濟性的需求，有些也許偏重於社會性或其他的需求，或者需求類型偏重的權重有不同。但一般的社會階層化理論，則較少從這個預設角度出發。 1 些重要社會資源被不平均的分配的問題，或許可以不必做特殊的考量，而將重點放在第二個問題上，即是何緣故社會資源被不均的分配了。本節所要處理的重點，正是這個問題。至於第三個問題，有關社會效應的問題，則留待下文做探討。社會不平等是普遍性的現象，導致社會不平等的原因，也是很複雜的，各個社會或許情況也不同。但在社會主義國度中，造成社會不平等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政府對於體制的設計與規劃的結果所致(Szelenyi，1978；Zhou et al.，1996)。如上所述，社會不平等本質上是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結果，但社會資源分配不均有社會文化的因素，有市場競爭的因素，也跟制度化的社會分配有關。可是在社會主義的國度中，由於政府的權力被放到最大，於是所有原來作為社會資源分配的機制，全被政府及代表政府的力量所取代。在這種情況下，想要瞭解此一社會底下的社會階層化機制，當然就必須從其制度化設計著手。中國大陸在中共的統治底下，在改革以前其對社會的控制，有學者稱之為一種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統治2，也有稱之為全能主義(totalism)統治，雖然名稱 3 不同，指涉的內涵也稍有差異，但基本上對此一政權加諸於社會強力支配力的看法，卻是相當一致的。因此，底下本文將從中共在改革前的制度化設計，以探討當時所構成的社會階層化機制。中國大陸在改革前對社會資源分配影響最深者，主要有兩重要的體制設計，一為單位制的集體勞動模式，另一為嚴格的戶口制度。首先，就單位制的集體勞動模式而言，此一制度的產生，主因當時領導人不僅基於社會主義「生產關係」 2 如鮑大可(Doak A Barnett)所著《共產中國：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五年的初期年代》(Communist China: The Early Years 1949-55)，及福瑞德立契(Friedrich)與布里辛斯基(Brzezinski)所著《極權專制與獨裁》(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均以極權主義描述毛澤東時代的統治方式。但 Flemming Christiansen & Shirin M. Rai 認為：「極權主義是冷戰的產物。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對蘇聯不友善的態度，使大家對共產主義的邪惡意像有所認識，認為共產主義是與一九三○年代納粹和法西斯國家同出一轍的權威主義式政權，它有著高壓性的意識形態。在一九五○年代初的韓戰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軍對抗美國領導的聯合國軍隊，贏得相當大程度的勝利，更加強化西方世界採用極權主義模式，來分析中國政治中的負面形象」。上引自 Flemming Christiansen & Shirin M. Rai: Chinese Politics and Society(《中國政治與社會》)，黃烈修等譯。 3 政治學者鄒讜在《二十世紀中國政治》一書中，提出「全能主義」 Totalism）的概念來理解當（代中國政治，以補過去用極權主義解釋國情之不足。鄒讜認為中國大陸政治權力對社會領域及個人生活的干預，已超過法律、思想、道德(包括宗教)的限制，故其極權程度主義更甚於極權主義。的道德優越性想法，且迷信此為提高「生產力」的「解放」方式(陳永發，1998： 569)。於是，在一九五二年底中共成立國家計畫委員會後不久，就宣布了所謂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以集體化和工業化並舉，分別對重工業、國防工業、農業、手工業和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陳永發，1998：568)。企圖以消滅私有制、實行計畫經濟為由，拋棄市場規則、摧毀市場秩序，禁止包括勞動力在內的各種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自由組合，從而遏制了隨著工業化進程越來越細密的勞動分工的內在要求(閔琦，1995：20)。結果使得全國變成由各個以集體化為名的單位所組成，在工業部門或城市地區，有各級的集體勞動事業與全民所有的國有企業成立；在農業部門或農村地區，則以各級集體勞動生產隊與人民公社呈現。這種單位制的集體勞動制度最大的特點，就是一種全控式的社會因而誕生。由於此一集體勞動單位不只是一個經濟組織而已，舉凡單位中個人的各方面生活需求，如教育、醫療、保險、社會福利、住房、休閒娛樂，乃甚至於家庭生活與個人自由，都被含括於單位的調配底下。於是國家只要透過對單位組織有效地控制，並以此為軸心發展出一套完整的社會功能、社會結構、社會生產和分配體系。在這樣的一個單位社會裡，獨立於國家權力的民間社會，實際上已不存在(楊曉民、周翼虎，1999；陳生洛，1999：71-73)。這時，當然國家就可以非常全面地控制整個社會，並且還可以輕而易舉地動員整個社會，這也是為何過去的中國大陸社會，不僅處於嚴密被控制的情況下，同時也不斷地被捲入上層政治鬥爭風暴的原因。此時，當從個人獲取社會資源，來審視社會階層化的情況時，可發現由於民眾生活資源的取得與社會福利的分配，都是透過單位來調配(陳志柔，1999：3；金鍾賢，1996：98)，一般人根本不可能從單位外再獲取資源，甚至要從其他單位取得資源都很難。因此誰會分配得多或少，誰占社會階層較高或低，則決定於此單位的性質，以及其在單位內的相對位置為何。其次，再談到嚴密的戶口制度的問題。戶口制度的建立，主要源自中共建國之初，面對城市地區日益吃緊的糧食問題時，中共中央於一九五三年十月時，所採取以統購統銷為糧食政策下的產物(鄭怡雯，2001：73)。中共此一政策，當然是犧牲農民的一種決定，因為此政策如要貫徹，則必須要有一嚴格的戶口制度相配合，且必須嚴禁農民的流動。另一方面，此一制度設計也有意識形態考量，因為此項政策乃是「把分散的小農經濟納入國家計畫建設軌道，引導農民走向互助合作的社會主義道路和對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所必須採取的一個重要步驟」，， 4 。可是，雖國家主觀上想照顧農民，但實際上農民卻始終得不到滿意的價格，也無法買到滿意的商品，並且又無其他選擇，只能廉售糧食(陳永發，1998：583)。再者，從後來政府對於統購統銷範圍的不斷擴大，證明此一政策不只是應急的措施而已，更是為了配合中共推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制度設計。因為透過此制度設計，中共刻意壓低農產品價格，卻又提高工業產品的價格，這便形成兩種價格之間的「剪刀差」，從而將農村的物資轉移至工業部門使用之需(陳永發，1996： 583-584)。在農業集體化體系下，原本農村的發展已遠不如城市，農民所得到的照顧，也遠少於城市居民。在政府大力推動社會主義工業化進程中，非但沒有消化農從的過剩勞力，反而向農村抽調更多的物資。且為確保工業和城市糧食供應，又徹底實行戶口制度，將農民綁死在農村土地上，不得動彈。農民如果想要離開農村，只剩下入黨經黨內昇遷、考試就學及當兵等途徑，但實際上農民各方面條件闕如，除了從軍之外，這些管道很少有人應用得上，即使有機會能利用這些管道，也不必然保證得以脫離農村。因此，農民只能困守在農村中，成為依附在土地上的「新農奴」，喪失了經由職業改變及改善社會地位和物質生活的可能(陳永發， 1998：604)。從生老至病死，過著絕無機會逃脫的邊緣生涯命運(路風，1993；陳奎德，1992：61)。 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4：479。轉引自陳永發(1998)，頁 583。 (二)改革前的階層區分從理論上而言，社會主義的理想就是要消滅社會不平等的現象，但實際的結果是否真的如此？如果社會主義的國度內仍有階級與不平等的情況，則像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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